【壓縮機網】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難再續。2012-2018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雙降，7年間減少了2600多萬人，2018年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也首次出現下降。

　　2008-2018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84%，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近些年，工廠工人加速流向第三產業，如快遞、外賣、直播等。2020年大疫之年，網絡配送、直播電商等擴張，加劇了勞動力的遷移。然而，勞動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國制造困境的冰山一角。中國制造的真正挑戰是被困在一個龐大的宏觀系統之中，本文即從經濟學的角度剖析中國制造的系統性困境。

　　1、成本之困與兩頭擠壓

　　與第三產業相比，制造業在工資、工作環境等方面的競爭力偏弱，尤其是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統計局發布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從事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平臺的農民工月均收入為4667元，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為3958元。

　　新一代工人更易掌握駕駛、網絡配送、直播電商等技能，他們更愿意從事相關職業，而不是在工廠工作。報告顯示，50歲以上農民工在制造業中的比重快速提升，年輕人渴望在城市生活，而高房價提高了生存成本，給他們構成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讓他們逃離工廠，工廠的雇傭成本上升。這是貨幣超發的成本傳導機制。

　　勞動人口下降、工人流失以及工人年齡結構老化，導致制造工廠招工難度加大，雇傭成本上升。問題是，制造工廠的薪資提升空間不足。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中國不少制造工廠不是沒有訂單而是沒有人。他們面臨同樣的窘境：不提高工資招不到人，提高工資沒有利潤。這單接還是不接？有些訂單為了維持客戶關系，沒利潤甚至虧本也硬接下來。

　　除了工資成本外，制造業正面臨原料和運輸成本上漲的壓力。大疫之年，全球貨幣超發，上游大宗商品價格上漲。2020年中國大宗商品CCPI指數，從4月的113點漲到12月的158點，全年漲幅8.2%。其中礦產類全年漲幅高達44.3%，銅價在2020年下半年累計上漲23.6%。國際原油價格在2020年上半年砸下大坑后快速反彈，2021年3月已恢復到約60美元一桶。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抬高了原料采購成本和運輸成本。

　　如今，中國制造面臨人工、原料和運輸三大成本上升的壓力，而制造企業卻沒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消化成本壓力。中國制造業平均利潤率偏低，工信部給出的數據是僅為2.59%。那么，為什么制造企業不能提高終端價格呢？

　　我們通常說，貨幣超發，大水漫灌，引發通貨膨脹，但是，如果貨幣流向被改變，則可能出現結構性通脹。比如房地產通脹，制造業通縮，又如上游大宗市場通脹，下游消費市場通縮。產品價格是否上漲（全面通脹），除了貨幣信用崩盤外，關鍵看貨幣是否流向了終端消費市場。

　　美國市場的價格為何全面上漲？美國的家庭消費能力比較強，這場疫情對美國家庭資產負債的打擊不如2008年金融危機。同時，美國兩屆政府都給家庭發放了不少貨幣。大宗商品和生產價格上漲，美國企業會提高終端價格，以消化成本壓力。這就相當于超發的貨幣，通過成本傳導和直接注資兩種方式傳遞到了終端市場，提高消費品價格。目前，寶潔公司、金佰利紙業均宣布，因大宗商品成本上中國制造的上游大宗商品價格和生產價格上漲，下游終端消費品價格不漲、微漲或局部漲，那么上升的成本最終由誰來承擔？ PPI上漲和CPI微漲之間形成的剪刀差，剪得就是制造企業和物流企業的利潤。下游大型企業及品牌企業，憑借對終端的控制優勢，具有更強的議價能力，將成本上漲的壓力壓給上游制造商和供應商。要不死死壓住采購價，要不微漲采購價，然后延長付款周期。一些大型企業的供應商苦不堪言，加工、配套的利潤壓得極低，付款周期拉長，貨物占款規模龐大。大宗產品價格上漲，工廠又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原材料。下游大公司又以未結貨款為抵押對上游供應商提供貸款，以支持后者購買原材料，持續為其供貨，這讓供應商又增加了利息成本。很多供應商不敢失去大客戶，僅以微利維持，然后通過大客戶的品牌效應來接小客戶的訂單獲利。

　　所以，貨幣超發與成本上漲，對中國制造構成兩頭擠壓：上游大宗市場通脹，下游消費市場通縮，合力擠壓中間制造和物流的利潤，上漲的成本無法轉嫁，最終打擊供給，壓縮中國制造的生存空間。

　　2、創新之困與投資緊縮

　　在中國市場，上游成本上漲，下游價格不漲，中間一批制造企業受兩頭擠壓而消失，其中，出口制造企業壓力還稍微小一些，但過去一兩年，國際出口環境變化，有些出口制造企業試圖轉向內銷，然而，通脹之下的成本上漲，打擊更嚴重的是內銷制造企業。

　　不過，出口制造企業的價格上漲空間也很有限，假如匯率不變，中國出口價格上漲，國際采購商的成本也會上漲。當中國出口的成本優勢被削弱，當價格上漲到一定程度，軌跡采購商可能會選擇更低廉的國家采購。

　　當成本優勢衰退，中國制造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條，那就是技術創新。中國制造的技術創新，說了很多年，但是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入房地產，私人制造企業對技術研發的投入有限。政府和國有企業投入了不少資金在芯片和新能源上，但是這些國產技術的競爭力依然有限，這是為什么？

　　在中國制造領域，不論哪種產品，如果你拿著一個新產品或新配件找工廠生產，得到的第一句話往往是：“這個做不了！”如果你表明來意，第二句話便是：“可以做，但是很貴。”如果你還是不走，最后一句話是：“你要多少量，量大才做。”這說明什么問題？這說明中國制造技術創新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規模經濟抑制技術改進。

　　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中間環節，很多產品及其配件的設計規格、工藝標準和技術參數，都是由跨國公司決定的。所以，在全球化產業鏈中，中國制造企業在技術上處于從屬、配合及被動的位置。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從屬于國際品牌和跨國公司的技術標準；二是依附于大型外資工廠。中國制造逐漸形成各類大型產業園區，在大型產業園區中，大大小小的私人制造企業圍繞著一家或幾家大型外資工廠而生存。大型外資工廠給定配件標準及技術參數，私人制造企業負責加工。

　　如果大型外資工廠不改進配件標準和技術參數，私人制造企業是不會主動改進技術和工藝的。如果你拿著新配件、新產品找到他們生產，他們需要重新開模、選材以及改進工藝。這對他們來說有難度，而且成本不容易控制。如果沒有足夠的訂單量和付款保障，沒有規模效應，報價自然比較高，他們不愿意冒險改進工藝與技術。現實中，很多工業設計的陳舊、落后和粗糙是肉眼可見的。為什么不改進？難度不在設計和工藝，而在制造成本。

　　如何才能改變？有人說，根本問題是中國企業不是工藝標準和技術參數的制定者，出路就是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想辦法控制終端市場和技術標準。

　　中國應該更加開放，更加聚焦。所謂的鯰魚效應，引進先進技術，全面提升了整條產業鏈的技術參數和工業水平當然，，關鍵是深耕。在整個產業鏈中，從原材料到加工制造，再到運輸、終端，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深耕技術。每一個環節只要建立技術優勢，便能掌握更多的議價權。比如，前些年很多人去日本搶購智能馬桶，但馬桶的技術不僅在智能化上，還在陶瓷工藝如噴花、切片上，后者才是日本陶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所在。

　　中國制造的真正出路不是去制造業化，甚至不完全是品牌化、智能化，而是深耕制造工藝與技術。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私人制造企業不愿意投入技術研發？為什么國有企業大規模投入而收效甚微？

　　先說私人制造部門。最近一年，金融監管部門打擊經營貸流向房地產。這項監管任務似乎很重，監管成本也很高，但似乎洪水難當。大量以經營貸為名的資金流向房地產，出現結構性現象：房地產通脹，制造業通縮。

　　實際上，從2012年開始，個人住房貸款歷史性地取代制造業貸款，成為四大行貸款的第一投放方向。從2008年到2017年，四大行累積投放信貸規模為252.76萬億，其中個人住房貸款為68.84萬億，占比27%，制造業貸款49.34萬億，占比為19%。再加上房企貸款，十年內四大行投向房地產的貸款規模總計達87.96萬億，占比34.8%，遠超制造業貸款。

　　房地產市場吸收了大量的信貸，中國私人制造部門則融資難、融資貴。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房價持續高漲，工廠主對制造的投資收益率遠不如其太太在房地產上的投資。大疫之年，經營貸利率低于住房按揭貸款，這就形成了套利空間，這也激勵很多工廠主選擇買房而不投制造業，這促使大量制造業貸款流入房地產。

　　3、系統之困與宏觀風險

　　當然，制造業還是商業銀行第二大信貸投放部門。新冠疫情將宏觀數據砸了一個大坑，2021年第一季度制造業投資增速29.8%，高于房地產投資4.2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長達41.6%，但大規模的投入為何有效產出甚微？

　　在制造業內部，也呈現冰火兩重天。私人制造部門融資難，而大量制造業信貸被國有制造部門吸收。央企、國企擁有大量的資金投入制造和技術研發，如芯片制造和新能源技術，但是技術成果并不突出。

　　國有制造部門占據了往基礎技術延伸的位置，比如航空航天、核能核電、鉆探煉油、頁巖氣、網絡通信等等，私人制造部門無法或難以向這些基礎技術領域延伸。 那么，在房地產通脹、私人制造通縮以及國有制造資金富余情況下，不難發現一個關鍵問題：貨幣配置低效。大量貨幣沒有流入用得好的人手上，沒有用于技術創新。掌握信貸的國有制造部門創新不足，難獲信貸的私人制造部門無力創新。如果貨幣配置的問題不解決，中國制造不可能開出技術之花。那么，貨幣配置的問題出在哪兒？

　　主要原因是貨幣擴張、利率非市場化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歧視和風險偏好。這涉及金融市場與金融制度。中國金融市場并非完全開放，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選擇匯率固定和資本管制，可以保留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換言之，中國可以自己掌握貨幣政策，擴張貨幣和緊縮貨幣都由自己做主。

　　為何貨幣發行增速迅猛？這與中國制造有關。制造大規模出口創匯，中國實施結匯制度，保留了大量的外匯。最近幾十年，外匯占款是央行發行人民幣最重要的信用資產，也是在國內投放人民幣最主要的方式。數據顯示，到2020年3月，外匯占款規模為21.2萬億人民幣，依然占總資產規模的58%。

　　外匯占款投放的大量貨幣流向哪里？通過上述信貸數據我們知道，最大的投放對象是房地產市場，其次是制造業，主要是國有制造部門。然后房地產通脹，私人制造部門通縮，占據基礎技術卡位的國有制造部門資金富余但效率有限。

　　到這里，我們似乎發現，中國制造身處在一個龐大的宏觀系統之中，技術創新難題被囿于這個系統之中。因此，我們有必要看看這個龐大的宏觀系統。這是一個失衡的全球化系統，一個覆蓋中國制造、美國消費市場與兩國金融制度的宏觀系統。如今，這個系統形成兩條資金流動線：

　　一、外資線：美聯儲超發美元-跨國公司投資中國制造-外商投資和出口創匯-央行持外匯投資美債-跨國公司再從金融市場上獲取廉價美元投資中國制造。

　　這條線是一個內外資本循環。跨國公司富余的資金和強大的技術是中國制造崛起的關鍵。2019年外資進出口額占中國外貿總值的40%左右，吸納的就業人數占制造業總就業人數的40%左右。中國出口前十強中有8家是外資企業。中國大量的私人制造企業圍繞著這些大型外資工廠生存，外資大型工廠一旦遷移到海外，這些與之配套的私人制造企業很可能隨之消失。

　　二、內資線：跨國公司投資和出口創匯-央行用外匯占款投放貨幣-貨幣流向房地產和國有制造部門。

　　2019年，私人制造部門進出口額占中國外貿總值的42.7%，國有制造部門的這一數據是16.9%。同時，私人制造是中國制造吸納就業人口的第一大部門。

　　從這兩條資金流動線可以看出，中國制造被困在這個不穩定的宏觀系統之中。中國制造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第一條外資線，也就是跨國公司。但是，這條外資線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如果要穩住外資，就必須維持低廉制造優勢，如此工人收入如何提高？工人收入無法提升，中國內需、民眾福利和經濟如何持續增長？二是這條外資線導致中美兩國經常項目失衡：中國長期大規模順差，美國長期大規模逆差。同時，中國持有萬億級美債，美國制造業持續衰落，容易觸發兩國的貿易矛盾和金融風險。可見，這條外資線是不可持續的，正在逼近金融與政治的極限。

　　再看內資線，這條線也存在四大問題：一是大量外匯占款持續投放貨幣，房地產泡沫嚴重；二是私人制造部門貸款難、貸款貴，對技術投入不足，國有制造部門資金富余但創新效率偏低；三是吸納了58%的制造業就業人口的私人制造部門長期通縮，工人工資及家庭收入增加緩慢，國內消費市場低迷，加劇制造業通縮；四是貨幣寬松引發的房地產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抬高了制造業的原料、運輸、租金和人工成本，制造企業無法將上漲的成本完全轉嫁到低迷的終端消費市場，遭受兩頭擠壓，生存空間萎縮。

　　總之，欲拯救中國制造需先拯救宏觀系統，從勞動力成本上升一步步追溯到這個龐大的宏觀系統源頭，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全球化宏觀系統正在遭遇結構性與泡沫性風險，而中國制造，尤其是私人制造企業，在其中只能被動適應！

來源：本站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