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縮機網】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暴露，使得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宏觀經濟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不確定因素的疊加中，步入一個新階段。
經濟運行步入新階段
就當前而言，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回落的因素，不僅具有短期周期波動的特性，更具有趨勢性下滑的特性，經濟增速回落還沒有觸及底部，“L型觸底論”和“新周期論”并不成立。同時，外部環境的質變也說明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已經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2018年中國經濟運行出現“超預期回緩”的關鍵。經濟外部環境的動蕩與沖突的常態化，意味著宏觀經濟運行步入新階段，開放戰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須做出調整。
2018年中國經濟步入新階段的核心標志，不僅僅在于各類宏觀數據改變了2016年以來的態勢，更為重要的是反映在市場情緒的劇烈波動。一是外貿不確定因素增加對市場信心和預期帶來了沖擊；二是1-10月民營企業投資增速的快速回升，說明民營企業家并沒有簡單地采取用腳投票的方法；三是上市公司業績雖有所回落，但股票市場的低迷依然超乎市場主體的預期，A股估值水平已經接近或觸及歷史底部。這些市場情緒的變化不僅集中體現了市場主體對于當前經濟狀況的擔憂，更為重要的是對未來面臨的戰略問題及其應對措施的疑慮。
與以往不同的是，在各類宏觀數據回落和市場情緒變化的背后，隱藏著更為重要的變化，這就是經濟的微觀基礎和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一是企業家投資意愿和行為模式開始發生變化；二是消費者在房地產去庫存中債務率大幅度上升，消費基礎受到削弱。這些微觀基礎的變化以及主體行為模式的變化，意味著當前很多數據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動，而是中期趨勢性回落，短期宏觀調控政策難以在短期改變這些微觀主體的行為模式。
當前，系統性金融風險雖然總體可控，但債務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回旋空間大幅度縮小、未來不確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觀情緒的蔓延，都決定了不同領域的短板效應將加速顯化，局部風險將在房地產市場、匯市、股市、債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場持續釋放。
因此，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利用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這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
運行模式或生變
2019年也必定成為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宏觀經濟的歷史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2019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關鍵一年。一是經濟增速換擋還沒有結束，中國經濟階段性底部還沒有呈現；二是結構調整遠沒有結束，結構性調整剛剛觸及到本質性問題；三是新舊動能轉化沒有結束，政府扶持型新動能向市場型新動能轉換剛剛開始，新動能不僅難以在短期中撐起宏觀經濟的基石，同時還面臨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問題，宏觀投資收益難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轉；四是在各種內外壓力的擠壓下，關鍵性與基礎性改革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新一輪改革開放以及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全面出現。
世界經濟周期整體性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續錯位、外貿不確定因素等都決定了2019年中國外部環境所面臨的風險。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的回落、貿易順差的下降、人民幣匯率承壓以及局部外向型產業和區域出現回落將是大概率事件。
2019年將面臨經濟下行周期與金融下行周期的重疊，外需回落與內需疲軟的重疊，大開放、大調整與大改革的重疊，盈利能力下降與抗風險能力下降的重疊。問題倒逼改革，2019年將在開放、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倒逼下，全面開啟新一輪全面改革開放浪潮和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將重構中國經濟市場主體的信心，逆轉當前預期悲觀的頹勢。
2018年各類市場情緒的劇烈波動提前釋放了各種悲觀情緒，自三季度以來“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將在短期有效對沖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宏觀經濟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場主體預期的要好。
根據上述的一些定性判斷，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不考慮2018年國家國內經濟核算方法調整的因素，設定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假設：2018年與2019年名義財政預算赤字率分別為2.6%與3%；2018年與2019年人民幣與美元平均兌換率分別為6.8:1與6.9:1。分年度預測2018年與2019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
一是在外部環境惡化與內部調整因素疊加、周期性力量與趨勢性力量疊加的綜合作用下，2018年宏觀經濟沒有延續2017年的弱復蘇態勢，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漲幅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二是從供給面的角度來看，在總需求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工業增速穩中趨緩，建筑業增速持續回落，帶動第二產業增速小幅下降，第三產業增長勢頭放緩。預計2017年第二產業實際增速為6.0%，較2017年回落0.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速為7.6%，較2017年回落0.4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在各類農業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相對穩定，增速為3.5%。同時，相比2017年，工業對第二產業的拉動作用增強，但制造業對工業的拉動作用減弱，第二產業增長的結構在深化調整。
三是從總需求角度來看，消費、投資、凈出口三大需求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在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和房地產去庫存中債務積累等因素的作用下，2018年消費增速明顯回落，預計全年社會零售銷售總額增長9.4%，比2017年下滑0.8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3%，回落幅度更為明顯。民間投資增速回升但難抵政策性因素的回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基建投資大幅下滑的作用下增速持續回落，預計全年增速為6.3%，較2017年繼續下滑0.9個百分點。在外貿不確定因素增加的影響下，出口依然保持較快增長，但凈出口規模繼續縮小，國際收支更趨平衡。預計2018年出口增速為12%，進口增速為21%，較2017年繼續回升，但凈出口規?？s小至3039億美元，較2017年減少22%，連續三年規?？s小。
四是在供需趨于平衡、價格傳導、食品類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8年PPI高位回落，而CPI溫和回升，CPI與PPI缺口明顯縮小。預計全年PPI上漲3.8%，比2017年回落2.5個百分點；CPI增速為2.2%，較2017年提高0.6個百分點。綜合來看，GDP平減指數上漲3.1%，較2017年回落1.0個百分點，物價水平總體平穩。
五是在防風險和穩杠桿的政策導向下，貨幣政策持續收緊，預計2018年M2增速為8.3%，與2017年基本持平，全社會融資總額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預計全社會融資總額存量增速為11.0%，較2017年顯著回落2.4個百分點。
六是公共財政收入增速從高位持續回落，但由于土地市場的景氣，政府性基金收入繼續大幅增長，政府總體收入保持較快增長。預計2018年財政收入達到18.5萬億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達到7.9萬億元，合計達到26.3萬億元，比2017年增長12.5%，政府收入狀況總體較好。
四方面政策建議
隨著改革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2019年也必定成為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2019年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速基本持平，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速分別為5.8%和7.2%，較2018年分別回落0.2和0.4個百分點。
在房地產投資趨緩、基礎設施投資回升和民間投資調整的作用下，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快速下滑的趨勢將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不過考慮到價格效應，實際投資增速與2018年基本持平。
在消費促進政策和民生政策陸續出臺的作用下，2019年消費快速下滑的趨勢有望得到緩解，但收入分配惡化和債務率大幅上升等深層次問題難以在短期內根除，預計全年增速為9.0%，較2018年下滑0.4個百分點。
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的回落、貿易順差的下降，以及局部外向型產業和區域出現明顯回落將是大概率事件。預計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
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由于國際原油價格漲幅的顯著回落以及相對較高的基數效應，PPI漲幅略有縮小，而隨著食品價格的進一步回升，CPI漲幅略有擴大，CPI與PPI缺口繼續縮小。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為2.8%。
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使得2019年財政收入增速可能出現明顯回落，同時隨著房地產土地市場的調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也將出現明顯下滑。綜合來看，預計2019年政府收入同比僅增長5.5%，較2018年增速顯著回落。
為適應新階段新一輪改革開放以及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需要，2019年貨幣政策有望在保持穩健中性的基礎上富有新的內涵。預計M2增速回升至9.1%，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速回升至13.0%。
在上述判斷和預測的基礎上，筆者提出四方面政策建議：
一是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錯誤。2018年中國經濟的“穩中有變”與“持續下行”標志著“L型觸底論”和“新周期論”已經落空，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和改革的新窗口期，決定了中國經濟步入了新階段，這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改革開放，來解決所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與體制性問題。
二是重新思考世界經濟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首先，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短期挑戰；其次，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世界經濟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是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缺陷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三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是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首先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其次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最后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改革和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
作者簡介
作者劉元春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人大重陽執行理事，劉曉光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刊于12月1日《中國證券報》，原標題是《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窗口期出現》。
【壓縮機網】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暴露，使得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宏觀經濟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不確定因素的疊加中，步入一個新階段。
經濟運行步入新階段
就當前而言，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回落的因素，不僅具有短期周期波動的特性，更具有趨勢性下滑的特性，經濟增速回落還沒有觸及底部，“L型觸底論”和“新周期論”并不成立。同時，外部環境的質變也說明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已經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2018年中國經濟運行出現“超預期回緩”的關鍵。經濟外部環境的動蕩與沖突的常態化，意味著宏觀經濟運行步入新階段，開放戰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須做出調整。
2018年中國經濟步入新階段的核心標志，不僅僅在于各類宏觀數據改變了2016年以來的態勢，更為重要的是反映在市場情緒的劇烈波動。一是外貿不確定因素增加對市場信心和預期帶來了沖擊；二是1-10月民營企業投資增速的快速回升，說明民營企業家并沒有簡單地采取用腳投票的方法；三是上市公司業績雖有所回落，但股票市場的低迷依然超乎市場主體的預期，A股估值水平已經接近或觸及歷史底部。這些市場情緒的變化不僅集中體現了市場主體對于當前經濟狀況的擔憂，更為重要的是對未來面臨的戰略問題及其應對措施的疑慮。
與以往不同的是，在各類宏觀數據回落和市場情緒變化的背后，隱藏著更為重要的變化，這就是經濟的微觀基礎和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一是企業家投資意愿和行為模式開始發生變化；二是消費者在房地產去庫存中債務率大幅度上升，消費基礎受到削弱。這些微觀基礎的變化以及主體行為模式的變化，意味著當前很多數據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動，而是中期趨勢性回落，短期宏觀調控政策難以在短期改變這些微觀主體的行為模式。
當前，系統性金融風險雖然總體可控，但債務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回旋空間大幅度縮小、未來不確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觀情緒的蔓延，都決定了不同領域的短板效應將加速顯化，局部風險將在房地產市場、匯市、股市、債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場持續釋放。
因此，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利用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這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
運行模式或生變
2019年也必定成為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宏觀經濟的歷史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2019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關鍵一年。一是經濟增速換擋還沒有結束，中國經濟階段性底部還沒有呈現；二是結構調整遠沒有結束，結構性調整剛剛觸及到本質性問題；三是新舊動能轉化沒有結束，政府扶持型新動能向市場型新動能轉換剛剛開始，新動能不僅難以在短期中撐起宏觀經濟的基石，同時還面臨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問題，宏觀投資收益難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轉；四是在各種內外壓力的擠壓下，關鍵性與基礎性改革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新一輪改革開放以及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全面出現。
世界經濟周期整體性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續錯位、外貿不確定因素等都決定了2019年中國外部環境所面臨的風險。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的回落、貿易順差的下降、人民幣匯率承壓以及局部外向型產業和區域出現回落將是大概率事件。
2019年將面臨經濟下行周期與金融下行周期的重疊，外需回落與內需疲軟的重疊，大開放、大調整與大改革的重疊，盈利能力下降與抗風險能力下降的重疊。問題倒逼改革，2019年將在開放、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倒逼下，全面開啟新一輪全面改革開放浪潮和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將重構中國經濟市場主體的信心，逆轉當前預期悲觀的頹勢。
2018年各類市場情緒的劇烈波動提前釋放了各種悲觀情緒，自三季度以來“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將在短期有效對沖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宏觀經濟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場主體預期的要好。
根據上述的一些定性判斷，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不考慮2018年國家國內經濟核算方法調整的因素，設定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假設：2018年與2019年名義財政預算赤字率分別為2.6%與3%；2018年與2019年人民幣與美元平均兌換率分別為6.8:1與6.9:1。分年度預測2018年與2019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
一是在外部環境惡化與內部調整因素疊加、周期性力量與趨勢性力量疊加的綜合作用下，2018年宏觀經濟沒有延續2017年的弱復蘇態勢，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漲幅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二是從供給面的角度來看，在總需求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工業增速穩中趨緩，建筑業增速持續回落，帶動第二產業增速小幅下降，第三產業增長勢頭放緩。預計2017年第二產業實際增速為6.0%，較2017年回落0.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速為7.6%，較2017年回落0.4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在各類農業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相對穩定，增速為3.5%。同時，相比2017年，工業對第二產業的拉動作用增強，但制造業對工業的拉動作用減弱，第二產業增長的結構在深化調整。
三是從總需求角度來看，消費、投資、凈出口三大需求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在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和房地產去庫存中債務積累等因素的作用下，2018年消費增速明顯回落，預計全年社會零售銷售總額增長9.4%，比2017年下滑0.8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3%，回落幅度更為明顯。民間投資增速回升但難抵政策性因素的回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基建投資大幅下滑的作用下增速持續回落，預計全年增速為6.3%，較2017年繼續下滑0.9個百分點。在外貿不確定因素增加的影響下，出口依然保持較快增長，但凈出口規模繼續縮小，國際收支更趨平衡。預計2018年出口增速為12%，進口增速為21%，較2017年繼續回升，但凈出口規?？s小至3039億美元，較2017年減少22%，連續三年規?？s小。
四是在供需趨于平衡、價格傳導、食品類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8年PPI高位回落，而CPI溫和回升，CPI與PPI缺口明顯縮小。預計全年PPI上漲3.8%，比2017年回落2.5個百分點；CPI增速為2.2%，較2017年提高0.6個百分點。綜合來看，GDP平減指數上漲3.1%，較2017年回落1.0個百分點，物價水平總體平穩。
五是在防風險和穩杠桿的政策導向下，貨幣政策持續收緊，預計2018年M2增速為8.3%，與2017年基本持平，全社會融資總額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預計全社會融資總額存量增速為11.0%，較2017年顯著回落2.4個百分點。
六是公共財政收入增速從高位持續回落，但由于土地市場的景氣，政府性基金收入繼續大幅增長，政府總體收入保持較快增長。預計2018年財政收入達到18.5萬億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達到7.9萬億元，合計達到26.3萬億元，比2017年增長12.5%，政府收入狀況總體較好。
四方面政策建議
隨著改革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2019年也必定成為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2019年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速基本持平，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速分別為5.8%和7.2%，較2018年分別回落0.2和0.4個百分點。
在房地產投資趨緩、基礎設施投資回升和民間投資調整的作用下，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快速下滑的趨勢將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不過考慮到價格效應，實際投資增速與2018年基本持平。
在消費促進政策和民生政策陸續出臺的作用下，2019年消費快速下滑的趨勢有望得到緩解，但收入分配惡化和債務率大幅上升等深層次問題難以在短期內根除，預計全年增速為9.0%，較2018年下滑0.4個百分點。
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的回落、貿易順差的下降，以及局部外向型產業和區域出現明顯回落將是大概率事件。預計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
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由于國際原油價格漲幅的顯著回落以及相對較高的基數效應，PPI漲幅略有縮小，而隨著食品價格的進一步回升，CPI漲幅略有擴大，CPI與PPI缺口繼續縮小。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為2.8%。
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使得2019年財政收入增速可能出現明顯回落，同時隨著房地產土地市場的調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也將出現明顯下滑。綜合來看，預計2019年政府收入同比僅增長5.5%，較2018年增速顯著回落。
為適應新階段新一輪改革開放以及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需要，2019年貨幣政策有望在保持穩健中性的基礎上富有新的內涵。預計M2增速回升至9.1%，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速回升至13.0%。
在上述判斷和預測的基礎上，筆者提出四方面政策建議：
一是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錯誤。2018年中國經濟的“穩中有變”與“持續下行”標志著“L型觸底論”和“新周期論”已經落空，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和改革的新窗口期，決定了中國經濟步入了新階段，這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改革開放，來解決所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與體制性問題。
二是重新思考世界經濟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首先，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短期挑戰；其次，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世界經濟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是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缺陷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三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是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首先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其次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最后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改革和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
作者簡介
作者劉元春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人大重陽執行理事，劉曉光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刊于12月1日《中國證券報》，原標題是《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窗口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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