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縮機網】2010年即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的中國在2015年正式提出了邁向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2016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中國制造的轉型升級將成為“十三五”開局之年的一項重要工作，需推動互聯網和中國制造的深度融合，并提出“工匠精神”等新要求。

 

　　而伴隨中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后發生的新變化，制造業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困惑。服務業在GDP中占比的逐步高升，制造業在經濟增長中應當扮演何種角色？“互聯網+”無孔不入，傳統制造業企業如何與其接軌？兩會期間，海外網財經對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探討中國制造的“轉型之惑”。

 

　　姚洋強調，制造業是中國經濟的脊梁，我們要基于已有產業特性，根據《中國制造2025》規劃，一步步實現制造強國目標。面對“互聯網+”熱潮，企業在思考轉型的同時需要具備堅持技術創新的定力，切勿陷入互聯網焦慮。

 

　　制造業是中國經濟脊梁

 

　　2015年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s*次占據半壁江山，比工業高出10%。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服務經濟，超越工業經濟時代。制造業的重要性是否正在減弱？在姚洋看來，盡管服務業比重上升是基于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但僅靠服務業無法支撐一個大國的經濟增長，制造業才是中國經濟的脊梁。

 

　　姚洋認為，2015年產業結構變化是“三期疊加”的產物。第一是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工業化達到頂峰，其就業達到全部就業的30%（中國在2010年達到），此后開始下降；第二，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十幾年的q*化和快速增長之后，世界重新調整，q*需求收縮，中國出口自然下降；第三是中國宏觀經濟短期波動，從1992年開始中國經濟基本呈現出每7年一個周期的上升、下降交替，目前正處于下降期。“這就使得消費所占GDP比重上升，投資所占比重下降。在生產方面就是服務業比重上升，制造業比重下降。”

 

　　他同時強調，盡管服務業比重上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是僅靠服務業是無法支撐一個大國的經濟增長的，制造業才是中國經濟的脊梁。他曾在北大國發院的一場論壇上提到，觀察二戰之后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13個經濟體就會發現，工業發展深入、制造業所占GDP比重超過40%是其普遍特征。

 

　　“我們在一些地方可以和美國競爭，像阿里巴巴、騰訊就做得非常好，但這不是中國的全部。”姚洋說，“如果把制造業丟掉，中國就失去了根基。”

 

　　面對《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制造強國目標，姚洋充滿信心。“中國的制造能力已經相當好了，我想我們有望在2035年達到德國制造目前的水平。”他也坦言，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需要大量努力。制造業本身要沿著已有的產業特性，一步一個腳印攀登技術高峰；國家也需要對制造業發展有一定政策傾斜，如降低企業增值稅和社保成本。

 

　　企業無需陷入互聯網焦慮

 

　　“互聯網+”在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熱度極高，國家也從2015年起推動中國制造和“互聯網+”融合。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繼續對此提出要求，將“深入推進中國制造+互聯網”作為促進制造業升級的內容。對于傳統制造業企業而言，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線上信息處理能夠幫助其提高生產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但也易使企業陷入是否要轉型、如何轉型的迷茫。姚洋認為，“互聯網+”模式并非適合所有企業，是否轉型取決于企業自身需要和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能力。

 

　　“我們現在很多企業家患了互聯網焦慮，是不是不做互聯網就難以生存了？”姚洋說，“當然不是?；ヂ摼W的確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我想‘互聯網+’反過來說更準確，‘+互聯網’，它畢竟是要服務于實體經濟的。”

 

　　姚洋強調，企業在考慮互聯網轉型時，要清楚自己的產品是否適合以網絡方式營銷，所設計的經營模式能否實現盈利。

 

　　對于“互聯網+制造”中廣受關注的云端制造體系，姚洋認為，從個性化生產的需求量和制造能力考慮，中國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至少20年。他說，德國工業4.0的基礎是德國社會已經發展到個性化消費需求旺盛階段，而且此前已經走過30多年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道路，具備進一步智能制造的能力。相較之下，中國還處于大眾化消費階段，老百姓對個性化生產的需求不足；且企業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普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面對“互聯網+”熱潮，姚洋建議，制造業企業還是需要發展的定力，堅持自己所長，腳踏實地進行技術創新。如果進行互聯網轉型，則必須挖掘出生產力，將流量變現，給企業自身和社會創造價值。

 

　　沒有社會地位 工人難有匠人精神

 

　　談到制造業發展的定力，姚洋多次提及德國模式。相較美國的斷崖式創新，他認為德國制造業持續平穩的創新模式更值得中國借鑒。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技術上勝過美國，它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制度優勢。但是千萬不要以為美國模式就是z*好的模式。”姚洋解釋說，美國的一個新發明就往往摧毀一個行業，是“從0到1”、消滅就業的模式，也是因此美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少數富人和絕大多數窮人。而德國是跟隨美國在本國已有技術基礎上進行連續改進和創新，在一些領域穩穩占據高地，而非在互聯網行業和美國競爭。與此同時，它的技術進步保留并擴大了就業，形成了雄厚的中間階層，社會更為穩定。

 

　　德國制造的另一個重要經驗是注重培養具備匠人精神的技術工人。高品質的德國制造早已作為德國的一張世界名片深入人心。而“工匠精神”一詞也登上了我國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成為國家對制造業的新要求。姚洋非常推崇這種代表專注、精確、注重產品品質的職業精神，更關心它如何落到實處。

 

　　他認為，提倡匠人精神s*先要做的即是提高工人的社會地位。他建議恢復八級工制度，給予工人技術等級；達到了z*高等級，就相當于成為工人里的高級工程師。他提到，德國之所以具備匠人精神，與它完備的技校體系、技術工人很高的社會地位和薪酬水平息息相關。

 

　　“能不能別再叫‘農民工’了？”這一點，姚洋已經呼吁了十幾年。“一個把工人當做低級職業看待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希望”農民工“這個詞能從中央文件開始自上而下消失。”

來源：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