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縮機網】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制造以“MadeInChina”的標志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而當前,“中國制造”正在遭遇著空前的危機,第二次倒閉潮或來襲。
匯豐控股與Markit日前聯合公布,中國4月份制造業采購經理人預覽指數(PMI)從3月份的49.6降至49.2,觸及12個月低點。
PMI高于50意味著制造業活動擴張,低于50意味著制造業活動萎縮。上述數據表明,中國經濟的制造業領域可能在加速放緩。
Markit經濟學家AnnabelFiddes稱,中國制造業產出僅小幅增長,新訂單總數連續第二個月下降。投入和產出價格指數均加速下降,表明制造業通縮壓力加劇,這凸顯了需求相對疲軟的現狀。
近期中國制造業面臨著又一輪的倒閉潮,這里既有技術趕不上時代、前期投入過多,造成資金鏈斷裂的企業,也有無法忍受人力成本急劇上升,出現歇業關門的企業,更有試圖轉型升級,但是卻沒有成功的企業。
而根據公開報道,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計劃進一步推進制造基地回遷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樂、三星等世界知名企業也加快了撤離中國的步伐。
中國歐洲商會去年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2013年在華裁員的歐洲公司比例從2012年的10%升至16%;2014年有24%的公司在中國削減成本,高于2013年的22%,而裁員正是外企在華成本削減行動的一個常規選項。
韓國有關機構去年1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在華新設法人的韓國企業2006年為2294家,2008年為1301家,2010年減至901家,2013年減至817家,2014年上半年進一步銳減到368家。這一數據從2006年至今減少了將近9成。
波士頓咨詢公司2012年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對106家年銷售額不低于10億美元的美國公司所進行的調查中,有37%的公司表示正考慮或計劃把部分制造業務遷回美國。
東莞是中國制造業的一個樣本區域。當地一名從事外貿業務的管理人員稱,東莞的外資撤離和企業倒閉從2008年開始出現,今年情況尤其不好,以前是加工企業搬到內陸省份,現在開始搬到越南和東南亞。
當地流傳的說法是,“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內,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業關門”,但這一說法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確認。而在此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公開的數字是,“7.2萬家企業被關閉”。
經濟觀察報稱,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電子儀器儀表制造、紡織服裝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屬制品等行業,分別占全市倒閉關停企業總數的44.1%、11.8%、7.6%和7%,合計占比70.5%。
這樣看來,這一輪倒閉潮和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倒閉潮有著本質的區別。
“2008年,三來一補的外貿型企業倒閉,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縮的影響,屬于市場原因,”東莞本地學者龔佳勇分析認為,“這一輪的倒閉,更多的是產業因素,即傳統代工類工廠依靠的產業基礎不復存在”。
著名品牌戰略專家李光斗撰文指出,市場是在不斷的供給與需求的循環中發展,對制造業也是如此。
“從供給角度來講,支撐制造業發展的是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從需求角度來講,支撐制造業發展的是投資、消費和凈出口拉動。現在制造業出現危機,很大情況就是供給與需求發生了變化。”
文章指出,從供給方面看,s*先是勞動供給出現不足,如今中國勞動力人口已不能與前幾年相比。目前中國勞動力人口正呈現出縮減趨勢,15—59歲人口從2011年至2012年縮水66萬到9.45億人,而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到2014年已從2011年頂點下降了560萬。
勞動力人口下降,就會影響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不足,用工成本就會上升,用工成本高已成為了影響企業發展的一個很大原因。
從需求方面看,中國過去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投資比例過高問題。據統計,2012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6.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
投資刺激了需求,也刺激了制造業的發展,但粗放式,只關注產品的量、規模,而忽視產品的質,生產中不注重技術、不注重創新的發展,反過來又會影響企業不能很好地滿足需求。
以聯建科技為例,該公司聯建科技在給蘋果做產品代加工的時候,根據蘋果銷量增長前景擴大了其生產設備,但這些設備主要用于iPhone4s以前的款式。
自去年蘋果公司推出了屏幕要求更薄的iPhone5和iPhone6,聯建科技的產品便無法適應,z*終因其技術落后、良品率太低、成本太高被蘋果剔除了供應商之列。
在中國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看來,中國制造的問題在于大而不強。
“我們的機床占到世界的產量38%,但是我們高檔的數控機床基本得靠進口。我們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碼頭上高噸位起重機的鋼絲繩得進口。我們的鋁產量是世界第一,但是飛機上用的鋁我們得進口。我們給每人每年平均做3套半衣服,但是這么大的出口服裝基本上都是貼牌。”
姚景源舉例說,蘋果手機相當一部分是在中國生產,“而我們每生產一部蘋果手機,其中49%的利潤被美國拿走了。日本拿走了30%多,韓國還拿走了百分之十幾,剩下我們中國拿3.63%。
也就是說,低端制造和代工類企業正在喪失產業發展的土壤。這足以給東莞制造乃至中國制造一個警鐘,他們面臨的是產業的變遷,是人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變環境下的一個挑戰。
龔佳勇把這種現象稱為“搭便車”時代的結束。過去是幾年,低端加工制造為中國經濟貢獻了原始積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在他看來,目前的制造業已經到了買車票的階段。
龔佳勇稱,“這個車票可能是技術、創新或者其他,但對大量加工制造類企業來說,他們必須找到對中國經濟新的貢獻方式,否則,外貿的短暫回暖很有可能是他們的z*后一班車。”
實際上,中國制造產業發展了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產業鏈的z*低端,利潤微薄不說,產品技術還跟不上市場發展。國內外有很多的現象表明,制造業企業不肯花資本去轉型升級,就得面對倒閉的惡夢。
在國內和國際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中國制造的下行壓力確實不小。
專家指出,雖然傳統制造業的比較優勢有所衰減,但不必妄自菲薄,通過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中國正在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制造業企業只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堅定不移地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只要為制造業發展開辟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就能在未來搶占先機。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認為,在新常態的經濟態勢下,創新才是經濟結構改革的動力。
他表示,“過去我們在國際化的分工中,基本上處在國際產業鏈的末端,缺少自主知識產權,貼牌生產,賺微薄的辛苦費。現在我們要通過國際化不斷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姚景源認為,低成本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制造業想要在q*市場上拿到話語權,就要勇于轉型升級,推動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提高創新能力,從過去更多地依賴傳統優勢轉變為新的優勢,技術優勢、科技優勢、高素質勞動力優勢,以及整個社會的綜合配套優勢,“只有在這些方面下工夫,才能在國際大品牌中看到更多的中國品牌。”姚景源說。
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分析稱,中國制造的升級換代很難依賴這些低端的工廠。政府對低端加工制造業也已經利好出盡。淘汰掉一批企業,既是市場內生的需要,也是政府有意的引導。
去年7月,本輪工廠倒閉潮逐漸嚴重的時候,東莞市長袁寶成曾公開表示,東莞的發展絕不能離開制造業,要保住這個“根”,只要保住這個“根”,以制造業為基礎的產業鏈就能存在。
東莞的計劃是,用機器替換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即“機器換人計劃”。東莞計劃每年拿出2億財政資金,支持中小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這同時也是東莞制造業進行升級的一種路徑選擇。
效果是明顯的,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東莞工業技改投資一直在低位運行,z*低為-19.3%,實施“機器換人”行動計劃以來,工業技改投資跌幅逐步收窄,z*終全年增長28.6%,順利實現“扭負為正”。
這樣的升級有兩個暗含的條件。有政府官員表示,“一方面,企業的經營規模有一定條件,財政政策會特別支持營業收入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另一方面,用工大戶原則上要求加快機器替代人工的速度”。
實際上,企業實力的限制也是能否進行“機器換人”改造的關鍵條件。
東莞公布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越是實力雄厚的企業,開展“機器換人”的趨勢越明顯,調研抽樣調查結果還顯示,企業實施“機器換人”的z*大障礙是資金問題,未開展“機器換人”的150多家抽樣企業中,有近半數是因為所需資金多而暫緩。
而從行業來看,電子信息制造業、電氣機械及設備制造業這兩個支柱產業的項目z*多,分別約占總數33%、37%;特色產業中則以包裝印刷業的項目z*多,約占總數的6%。
“有退有留是東莞制造業升級的策略,東莞有將近30萬家中小企業,不可能每一家都進行機器改造,這是不現實的,一定會有一批企業退出。”有接近政府的學者分析稱。
對于試圖向高端制造業轉型的東莞而言,對“人”的重視也許是這個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關鍵環節。這是東莞制造的進化之路。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整個東莞制造業被集體撞了一下腰。人民幣升值壓力、工人權利意識的提升和社會福利體制的漸趨完善等,都在重塑制造業的生態土壤。
外部營商環境一直在急轉直下。當年,他們賴以生存、借以壯大的優惠政策、人力成本等優勢眼下卻是一湖將他們困住的泥潭。
“無論是政府的政策,還算是市場的力量,中小企業和低端勞動力的生存空間已經消耗殆盡,”上述學者稱,“這聽上去有點殘酷,但卻是中國制造業升級必須邁過的一步”。
實際上,中國制造提升的空間還是相當大的。財經作家吳曉波z*近到日本開年會歸來寫了篇《去日本買只馬桶蓋》的文章風靡網絡,他提到中國的中產階層到日本去買電飯煲、吹風機、馬桶蓋、保溫杯、陶瓷菜刀等商品。這些聽起來在“工業1.0”時代就已存在的商品為何能大賣特賣?因為它們更貼心、更好用:電飯煲能煮出粒粒晶瑩的米飯,吹風機能讓頭發干爽且柔滑,甚至馬桶蓋都能讓人如沐春風。
吳曉波的文章并不是為了宣傳電飯煲、馬桶蓋的,他更關注的是中國制造業該怎樣面對轉型困境。在他看來,“中國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場換技術”的后發戰略已經失效了,只有力求技術上的創新,才能抓住中國制造的z*后一公里。
吳曉波在自己的文章中解析了中國制造業者目前所面臨的痛苦:是成本優勢的喪失;渠道優勢的瓦解;“不變等死,變則找死”的轉型恐懼。
在吳曉波看來,從電飯煲到馬桶蓋,都歸屬于所謂的傳統產業,但它們是否“日薄西山”、無利可圖,完全取決于技術和理念的創新。
在這個意義上,世上本無夕陽的產業,而只有夕陽的企業和夕陽的人。無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不過是靠著成本優勢。
陷入困境的制造業者,必須力求技術上的銳意創新,由量的擴展到質的突圍,抓住中國制造的z*后一公里。讓理性消費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能夠不再越洋去買馬桶蓋,這才是“中國制造”的明天。
中國政府今年3月份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的制造業十年戰略規劃。這一規劃提出了制造強國建設三個十年“三步走”的戰略,z*終在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要建成制造強國的宏偉目標。
這是中國政府為國內制造業轉型升級做出的頂層設計,應對的顯然是由德國提出并在q*范圍內引發熱烈追捧的工業4.0戰略。
德國聯邦教研部與聯邦經濟技術部在2013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的工業4.0概念是指,繼蒸汽機的應用、規模化生產和電子信息技術等三次工業革命后,人類將迎來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統(CPS)為基礎,以生產高度數字化、網絡化、機器自組織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根據e-works總編黃培的觀點,工業4.0強調“智能工廠”和“智能生產”,其實質是實現信息化與自動化技術的高度集成,旨在保持德國制造業在q*的競爭優勢。
而在此環境下,中國的制造業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低端制造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
目前來看,在中國制造業正在經歷的這一輪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這些外資企業顯然又走在了前頭。
前述裝備制造業分析人士稱,當前背景下,高端裝備行業的需求很旺盛,因為制造業成本的上升正倒逼企業提高生產效率,而生產效率的提高s*先依賴于對更先進的生產設備。而這個領域目前的許多核心技術仍是外資企業所掌控。
以傳感器為例,2015年q*傳感器市場將達1500億美元,其中國內預計將達1100億元,外資企業占據67%的市場份額。
而2013年,國內工業機器人自主品牌占比僅4%,獨資及合資品牌占比高達96%。
如今,依托于中國自己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在這新一輪的轉型升級中,中國是否能夠抓住機遇,精準把握方向,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呢?未來仍有待具體的實施路線圖。
【壓縮機網】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制造以“MadeInChina”的標志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而當前,“中國制造”正在遭遇著空前的危機,第二次倒閉潮或來襲。
匯豐控股與Markit日前聯合公布,中國4月份制造業采購經理人預覽指數(PMI)從3月份的49.6降至49.2,觸及12個月低點。
PMI高于50意味著制造業活動擴張,低于50意味著制造業活動萎縮。上述數據表明,中國經濟的制造業領域可能在加速放緩。
Markit經濟學家AnnabelFiddes稱,中國制造業產出僅小幅增長,新訂單總數連續第二個月下降。投入和產出價格指數均加速下降,表明制造業通縮壓力加劇,這凸顯了需求相對疲軟的現狀。
近期中國制造業面臨著又一輪的倒閉潮,這里既有技術趕不上時代、前期投入過多,造成資金鏈斷裂的企業,也有無法忍受人力成本急劇上升,出現歇業關門的企業,更有試圖轉型升級,但是卻沒有成功的企業。
而根據公開報道,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計劃進一步推進制造基地回遷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樂、三星等世界知名企業也加快了撤離中國的步伐。
中國歐洲商會去年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2013年在華裁員的歐洲公司比例從2012年的10%升至16%;2014年有24%的公司在中國削減成本,高于2013年的22%,而裁員正是外企在華成本削減行動的一個常規選項。
韓國有關機構去年1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在華新設法人的韓國企業2006年為2294家,2008年為1301家,2010年減至901家,2013年減至817家,2014年上半年進一步銳減到368家。這一數據從2006年至今減少了將近9成。
波士頓咨詢公司2012年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對106家年銷售額不低于10億美元的美國公司所進行的調查中,有37%的公司表示正考慮或計劃把部分制造業務遷回美國。
東莞是中國制造業的一個樣本區域。當地一名從事外貿業務的管理人員稱,東莞的外資撤離和企業倒閉從2008年開始出現,今年情況尤其不好,以前是加工企業搬到內陸省份,現在開始搬到越南和東南亞。
當地流傳的說法是,“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內,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業關門”,但這一說法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確認。而在此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公開的數字是,“7.2萬家企業被關閉”。
經濟觀察報稱,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電子儀器儀表制造、紡織服裝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屬制品等行業,分別占全市倒閉關停企業總數的44.1%、11.8%、7.6%和7%,合計占比70.5%。
這樣看來,這一輪倒閉潮和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倒閉潮有著本質的區別。
“2008年,三來一補的外貿型企業倒閉,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縮的影響,屬于市場原因,”東莞本地學者龔佳勇分析認為,“這一輪的倒閉,更多的是產業因素,即傳統代工類工廠依靠的產業基礎不復存在”。
著名品牌戰略專家李光斗撰文指出,市場是在不斷的供給與需求的循環中發展,對制造業也是如此。
“從供給角度來講,支撐制造業發展的是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從需求角度來講,支撐制造業發展的是投資、消費和凈出口拉動。現在制造業出現危機,很大情況就是供給與需求發生了變化。”
文章指出,從供給方面看,s*先是勞動供給出現不足,如今中國勞動力人口已不能與前幾年相比。目前中國勞動力人口正呈現出縮減趨勢,15—59歲人口從2011年至2012年縮水66萬到9.45億人,而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到2014年已從2011年頂點下降了560萬。
勞動力人口下降,就會影響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不足,用工成本就會上升,用工成本高已成為了影響企業發展的一個很大原因。
從需求方面看,中國過去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投資比例過高問題。據統計,2012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6.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
投資刺激了需求,也刺激了制造業的發展,但粗放式,只關注產品的量、規模,而忽視產品的質,生產中不注重技術、不注重創新的發展,反過來又會影響企業不能很好地滿足需求。
以聯建科技為例,該公司聯建科技在給蘋果做產品代加工的時候,根據蘋果銷量增長前景擴大了其生產設備,但這些設備主要用于iPhone4s以前的款式。
自去年蘋果公司推出了屏幕要求更薄的iPhone5和iPhone6,聯建科技的產品便無法適應,z*終因其技術落后、良品率太低、成本太高被蘋果剔除了供應商之列。
在中國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看來,中國制造的問題在于大而不強。
“我們的機床占到世界的產量38%,但是我們高檔的數控機床基本得靠進口。我們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碼頭上高噸位起重機的鋼絲繩得進口。我們的鋁產量是世界第一,但是飛機上用的鋁我們得進口。我們給每人每年平均做3套半衣服,但是這么大的出口服裝基本上都是貼牌。”
姚景源舉例說,蘋果手機相當一部分是在中國生產,“而我們每生產一部蘋果手機,其中49%的利潤被美國拿走了。日本拿走了30%多,韓國還拿走了百分之十幾,剩下我們中國拿3.63%。
也就是說,低端制造和代工類企業正在喪失產業發展的土壤。這足以給東莞制造乃至中國制造一個警鐘,他們面臨的是產業的變遷,是人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變環境下的一個挑戰。
龔佳勇把這種現象稱為“搭便車”時代的結束。過去是幾年,低端加工制造為中國經濟貢獻了原始積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在他看來,目前的制造業已經到了買車票的階段。
龔佳勇稱,“這個車票可能是技術、創新或者其他,但對大量加工制造類企業來說,他們必須找到對中國經濟新的貢獻方式,否則,外貿的短暫回暖很有可能是他們的z*后一班車。”
實際上,中國制造產業發展了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產業鏈的z*低端,利潤微薄不說,產品技術還跟不上市場發展。國內外有很多的現象表明,制造業企業不肯花資本去轉型升級,就得面對倒閉的惡夢。
在國內和國際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中國制造的下行壓力確實不小。
專家指出,雖然傳統制造業的比較優勢有所衰減,但不必妄自菲薄,通過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中國正在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制造業企業只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堅定不移地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只要為制造業發展開辟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就能在未來搶占先機。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認為,在新常態的經濟態勢下,創新才是經濟結構改革的動力。
他表示,“過去我們在國際化的分工中,基本上處在國際產業鏈的末端,缺少自主知識產權,貼牌生產,賺微薄的辛苦費。現在我們要通過國際化不斷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姚景源認為,低成本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制造業想要在q*市場上拿到話語權,就要勇于轉型升級,推動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提高創新能力,從過去更多地依賴傳統優勢轉變為新的優勢,技術優勢、科技優勢、高素質勞動力優勢,以及整個社會的綜合配套優勢,“只有在這些方面下工夫,才能在國際大品牌中看到更多的中國品牌。”姚景源說。
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分析稱,中國制造的升級換代很難依賴這些低端的工廠。政府對低端加工制造業也已經利好出盡。淘汰掉一批企業,既是市場內生的需要,也是政府有意的引導。
去年7月,本輪工廠倒閉潮逐漸嚴重的時候,東莞市長袁寶成曾公開表示,東莞的發展絕不能離開制造業,要保住這個“根”,只要保住這個“根”,以制造業為基礎的產業鏈就能存在。
東莞的計劃是,用機器替換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即“機器換人計劃”。東莞計劃每年拿出2億財政資金,支持中小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這同時也是東莞制造業進行升級的一種路徑選擇。
效果是明顯的,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東莞工業技改投資一直在低位運行,z*低為-19.3%,實施“機器換人”行動計劃以來,工業技改投資跌幅逐步收窄,z*終全年增長28.6%,順利實現“扭負為正”。
這樣的升級有兩個暗含的條件。有政府官員表示,“一方面,企業的經營規模有一定條件,財政政策會特別支持營業收入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另一方面,用工大戶原則上要求加快機器替代人工的速度”。
實際上,企業實力的限制也是能否進行“機器換人”改造的關鍵條件。
東莞公布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越是實力雄厚的企業,開展“機器換人”的趨勢越明顯,調研抽樣調查結果還顯示,企業實施“機器換人”的z*大障礙是資金問題,未開展“機器換人”的150多家抽樣企業中,有近半數是因為所需資金多而暫緩。
而從行業來看,電子信息制造業、電氣機械及設備制造業這兩個支柱產業的項目z*多,分別約占總數33%、37%;特色產業中則以包裝印刷業的項目z*多,約占總數的6%。
“有退有留是東莞制造業升級的策略,東莞有將近30萬家中小企業,不可能每一家都進行機器改造,這是不現實的,一定會有一批企業退出。”有接近政府的學者分析稱。
對于試圖向高端制造業轉型的東莞而言,對“人”的重視也許是這個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關鍵環節。這是東莞制造的進化之路。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整個東莞制造業被集體撞了一下腰。人民幣升值壓力、工人權利意識的提升和社會福利體制的漸趨完善等,都在重塑制造業的生態土壤。
外部營商環境一直在急轉直下。當年,他們賴以生存、借以壯大的優惠政策、人力成本等優勢眼下卻是一湖將他們困住的泥潭。
“無論是政府的政策,還算是市場的力量,中小企業和低端勞動力的生存空間已經消耗殆盡,”上述學者稱,“這聽上去有點殘酷,但卻是中國制造業升級必須邁過的一步”。
實際上,中國制造提升的空間還是相當大的。財經作家吳曉波z*近到日本開年會歸來寫了篇《去日本買只馬桶蓋》的文章風靡網絡,他提到中國的中產階層到日本去買電飯煲、吹風機、馬桶蓋、保溫杯、陶瓷菜刀等商品。這些聽起來在“工業1.0”時代就已存在的商品為何能大賣特賣?因為它們更貼心、更好用:電飯煲能煮出粒粒晶瑩的米飯,吹風機能讓頭發干爽且柔滑,甚至馬桶蓋都能讓人如沐春風。
吳曉波的文章并不是為了宣傳電飯煲、馬桶蓋的,他更關注的是中國制造業該怎樣面對轉型困境。在他看來,“中國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場換技術”的后發戰略已經失效了,只有力求技術上的創新,才能抓住中國制造的z*后一公里。
吳曉波在自己的文章中解析了中國制造業者目前所面臨的痛苦:是成本優勢的喪失;渠道優勢的瓦解;“不變等死,變則找死”的轉型恐懼。
在吳曉波看來,從電飯煲到馬桶蓋,都歸屬于所謂的傳統產業,但它們是否“日薄西山”、無利可圖,完全取決于技術和理念的創新。
在這個意義上,世上本無夕陽的產業,而只有夕陽的企業和夕陽的人。無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不過是靠著成本優勢。
陷入困境的制造業者,必須力求技術上的銳意創新,由量的擴展到質的突圍,抓住中國制造的z*后一公里。讓理性消費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能夠不再越洋去買馬桶蓋,這才是“中國制造”的明天。
中國政府今年3月份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的制造業十年戰略規劃。這一規劃提出了制造強國建設三個十年“三步走”的戰略,z*終在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要建成制造強國的宏偉目標。
這是中國政府為國內制造業轉型升級做出的頂層設計,應對的顯然是由德國提出并在q*范圍內引發熱烈追捧的工業4.0戰略。
德國聯邦教研部與聯邦經濟技術部在2013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的工業4.0概念是指,繼蒸汽機的應用、規模化生產和電子信息技術等三次工業革命后,人類將迎來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統(CPS)為基礎,以生產高度數字化、網絡化、機器自組織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根據e-works總編黃培的觀點,工業4.0強調“智能工廠”和“智能生產”,其實質是實現信息化與自動化技術的高度集成,旨在保持德國制造業在q*的競爭優勢。
而在此環境下,中國的制造業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低端制造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
目前來看,在中國制造業正在經歷的這一輪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這些外資企業顯然又走在了前頭。
前述裝備制造業分析人士稱,當前背景下,高端裝備行業的需求很旺盛,因為制造業成本的上升正倒逼企業提高生產效率,而生產效率的提高s*先依賴于對更先進的生產設備。而這個領域目前的許多核心技術仍是外資企業所掌控。
以傳感器為例,2015年q*傳感器市場將達1500億美元,其中國內預計將達1100億元,外資企業占據67%的市場份額。
而2013年,國內工業機器人自主品牌占比僅4%,獨資及合資品牌占比高達96%。
如今,依托于中國自己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在這新一輪的轉型升級中,中國是否能夠抓住機遇,精準把握方向,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呢?未來仍有待具體的實施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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